中国船舶工业历史回溯与精神体系的凝练
船舶是人类征服海洋、江河的工具，海洋文化当以船舶为载体，否则，海洋文化将失去它的灵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船舶事业发展，多次在重要讲话中肯定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核潜艇精神、航母精神和载人深潜精神，这是中国海洋民族精神在船舶领域的典型呈现。
20世纪50年代，面对美国、苏联垄断核潜艇研制以及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毛泽东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号召并亲自批准这一国防尖端项目，随之迅速成立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建科研队伍、加速工厂建设，同时倡导“全国一盘棋”，开启了新中国核潜艇事业从无到有的征程，并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的核潜艇精神。
2002年，“蛟龙”号正式立项，到2020年“奋斗者”号探底马里亚纳海沟，中国载人深潜团队历经近20年的艰苦奋斗，推动中国载人深潜从无人深潜器“蛟龙号”到载人“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三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并创造了以“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为主要内涵的载人深潜精神。
2003年初，中国船舶人郑重立下修复使用“瓦良格”号航母的“军令状”,2004年正式启动航母工程。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攻关，终于在2012年实现我国航母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海军从此具备了从近海驶向远海的实力，同时也昭示着以“爱国、科学、创新、拼搏、协作”为主要内涵的航母精神将激励无数船舶人继续迎难而上，砥砺前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船舶人在海上国防军工战线上自强自立、奋力进取，成就斐然，其所体现出来的核潜艇精神、载人深潜精神、航母精神，是船舶海洋人建构海上城墙、保卫国家安全的有力法宝，体现了人类直面海洋挑战、征服海洋的决心和意志，是海洋民族精神的有力体现。
中国海洋史的演进脉络与海洋精神的呈现
海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海洋事业开始萌芽。彼时先民筚路蓝缕、不畏艰险、向海而行、依海而生、倚海而兴。海上强国的诞生、频繁的海战、越海航行、远洋探险、大规模海上运输与海外贸易是此时期海洋事业兴起的显著标志。尤其是南北方海上强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更是促进了沿海地区以及江河海洋各水段的航路通达。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海洋事业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秦朝的徐福东渡揭开了中国古代和平远洋航行的光辉序幕。在当时相对落后的航海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以徐福为代表的中国航海者，带着中华民族的深厚情谊，不畏艰险、排除万难，长途远航日本，其勇于探索与开拓的胆略与精神，堪与1700余年后的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等世界性航海伟绩相提并论，且毫不逊色。不仅如此，它还推动日本实现了从以陶器工具和狩猎、捕鱼等为特征的绳纹文化到以使用金属工具和水稻种植为特征的弥生文化的飞跃。
西汉的汉武帝在统一东南沿海、开辟沿海航路后，大力开拓和发展南海对外的交通与贸易活动，曾派出远洋船队驶出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半岛南端，并在此航行壮举基础上，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条印度洋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汉代的这条印度洋航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路之一，它不仅承载了和平友好的发展理念，而且还扩大了汉王朝与海外各国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联系，增强了古代中国的国际威望与外交影响。
两晋时期，法显和尚去往天竺（今印度）求学，从异域航海归国后写就《法显传》,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研究5世纪亚洲历史的珍贵史料。其在游历天竺以及只身航海归国的漫长而又坎坷的旅行中，不仅展现出了勇敢无畏、坚忍不拔的高尚情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隋唐时期，有“文化之父”美誉的鉴真和尚，历尽苦难和艰辛，以非凡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先后6次东渡日本，并最终到达当时的日本首都奈良，除带去普度众生的佛法道义之外，还带去了律法、礼仪、豆腐、茶叶、农耕、中医等文化技术，客观上全面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世有诗称赞曰：“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历史跨入近代，中国海洋人在维护海权、保家卫国的艰苦斗争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海权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洋事业经历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涌现出大批与时代共成长的航运企业、典型人物，彰显了与时俱进、忠党爱国、服务人民的海洋精神。进入21世纪，我国海运事业蓬勃发展，无论是从船队规模还是港口吞吐量来看，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造船大国、航运大国和港口大国。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展示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新面貌，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海洋人永不褪色的忠诚、海纳百川的包容、求真务实的探索、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海洋精神的沉淀，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向世界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这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拓展延伸和具体实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国自古至今“天人合一”友好合作海洋精神的一脉相承。
西方航海探险史与积极海洋精神的传递
西方航海历史久远、航海活动频繁，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由于人的生存和生产活动的需要，古埃及人学会了造船并制造了独特的方形帆，开始在江河上航行。到了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人已经能够建造在海上航行的帆船，掌握了一定的航海技术，开始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航海探险活动。公元前2686年至公元前2181年，古埃及就同南方、东方和西方的邻近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古埃及法老们为了自己享乐需要，先后派出海洋探险队去远方寻找宝物。至此，古埃及人开启了航海探险之先河，船队沿着红海海岸航行，一路劈波斩浪，最远到达了东非的蓬特国，即今日非洲的索马里。位于尼罗河和红海之间的代尔拜赫里神庙的一组壁画，记录了古埃及船队的这次远航，并刻画了蓬特国人欢迎古埃及船队的场面。这次航海探险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有记载的航海活动，体现了当时人们热爱航海、开拓进取的精神。
古埃及之后，古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成为地中海霸主，到公元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称霸地中海的庞大罗马帝国。古罗马人研究创新造船技术，利用季风航海，体现了此时期西方人对科学的探索与追求。公元96—192年，罗马帝国进入“黄金时代”，地理版图最大，经济空前繁荣，发展为横跨欧亚非的奴隶制霸权国家，并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此时，整个地中海和周围的附属水域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成为罗马人的内河水域。古罗马人也正是凭借着重视造船技术，热衷于航海探险而为称霸海上千年创造了前提。
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麦哲伦环球航行等，传递了西方航海者热爱航海、不畏艰辛、勇敢无畏的航海精神。1492年，哥伦布开启了伟大的大航海时代，他带领87名水手，分乘“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尼尼亚号”3艘船，从巴罗斯港出发，克服恶劣的海况和对未知的恐惧，在大西洋上航行60多天，最终发现了美洲大陆，从此世界连成一体，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演进，人类文明的中心也由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开启了西方崛起的海洋文明时代。另外，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也鼓舞了后来探险家们的海洋探险之旅。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舰队成功找到了穿过南美洲通往太平洋的海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此后，西欧的荷兰、法国和英国凭借新技术与新海图，航海探索陆续展开。
西方新航路的开辟蕴含着丰富的冒险、探索与创新精神，客观上它使世界由相对孤立开始走向互相联系的整体，促进了全世界物种的交流、贸易交往与文化的传播。这些都是西方海洋探险史体现出来的积极的海洋精神，是当代应该提倡和发扬的。
文章来源：转自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节选自《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海洋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现代彰显》，原刊于《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作者：刘岸冰，上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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